“美国第一智库”欧亚集团：2025年全球十大风险

原文来自欧亚集团的《Top Risks 2025 》，由  jk 编译。

引言：

从某种角度来看， 2025 年显得非同寻常。假如我们以外星物种的身份，无所偏倚地审视地球，我们会看到什么？一个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扩张和增长中的拥有 80 亿人口的世界；在经历了数万年的停滞后，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机遇。

即便从地缘政治的头条新闻来看，我们对 2025 年也可以抱有一些乐观态度。过去一年主导全球的重大战争正在减退。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试图推翻其领导层三年后，谈判（甚至可能的停火）似乎已接近实现。同样，在中东地区，经过一年多的加沙及其他地区的战斗后，人们对扩大暴力的意愿和目的似乎减弱。在美国，一场激烈竞争的总统选举产生了一位无可争议的胜者，几乎没有人质疑选举是否自由、公正或被操纵。

但仔细一看，我们面临着巨大的问题。

所谓的“国家共同体”如今不过是童话故事，其治理无法满足公民的需求。我们的挑战是全球性的，无论是气候、技术、经济，还是国家安全，都无法在缺乏强有力国际合作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而现有制度框架下，增强国际合作既不被认为是可取的，也不可行。最有能力加强全球机构的政治力量，却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

我们正在回到丛林法则的世界。一个强者可以为所欲为，而弱者只能听天由命的世界。而那些强者——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无法被信任会为了他们掌控下的弱者的利益行事。

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轨迹。

G0 世界的胜利

欧亚集团已警告逾十年，G 0 世界的危险日益加剧：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单一强权或强权集团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推动全球议程和维护国际秩序的时代。而这种全球领导力的赤字正在变得极其危险。

到了 2025 年，这种局面将成为导致地缘政治持续不稳定的催化剂，削弱世界的安全和经济架构，创造新的权力真空并使其不断扩大，同时鼓励流氓行为的兴起，增加意外、误判和冲突的可能性。一场跨世代的全球危机，甚至一场新的全球战争的风险，比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任何时候都更高。

当前全球秩序的核心问题在于，关键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已不再反映全球权力的实际分布。这是一场地缘政治衰退，一种国际关系的“萧条周期”，其原因可追溯到以下三点：

• 冷战结束后，西方未能有效地将俄罗斯纳入国际体系，导致俄罗斯对美国和欧洲怀有深深的怨恨和敌意。如今，作为一个曾经的强国但现已严重衰退，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流氓国家之一，并积极与其他全球不稳定的行为体——尤其是朝鲜和伊朗——建立军事战略伙伴关系。

• 相比之下， 2000 年代初，中国被纳入国际秩序，尤其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西方曾假定全球经济一体化会促使中国领导层自由化其政治体系，并成为西方定义下的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相关方。然而，这一预期未能实现。这最终导致了中西方之间日益加深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对抗。

• 最终，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的数千万公民得出结论，他们的领导人和精英所推崇的全球主义价值观已经无法再为他们服务。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变革，使得许多人对政府和民主本身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进而削弱了这些国家在全球舞台上领导的能力和意愿。最显著的是，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不仅煽动了美国国内单边主义情绪的高涨，还从中获利。

要走出地缘政治衰退有三种途径：其一，改革现有机构，使其运作更加高效并赢得广泛的合法性；其二，建立新的替代机构，以更好地适应全球权力格局的实际分布；其三，摧毁旧的体系，通过武力强加一套新的规则。

这三种途径都在发生。但在 2025 年，最大的努力集中在第三种途径上。

美国虽然实力强大，但却无意领导世界。相比 2017 年，特朗普的回归和一个政治上更加稳固、彻底单边主义的政府，将加速美国决定性地放弃其长期以来担任的全球治安官、自由贸易捍卫者和全球价值观拥护者的角色。“美国优先”这个口号并非毫无缘由。

其他发达工业民主国家前所未有地脆弱，无力填补美国转向内顾所留下的领导空缺。德国政府已经垮台，民粹主义政党可能在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中获得更大支持。法国正深陷长期的政治危机之中。英国由一个不受欢迎的新政府领导，该政府仍在努力站稳脚跟。意大利虽然暂时相对稳定，由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乔治娅·梅洛尼领导，但这不足以支撑全球秩序。日本自民党失去了多数席位，新首相石破茂可能难以持久。韩国则完全处于混乱之中。加拿大的特鲁多即将下台。对于曾经的美国盟友来说，眼下的地缘政治策略就是保持低调，祈祷不要引起混乱的关注。

除了对一个更多极化世界的普遍向往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它们既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足够的组织能力来引领世界走出地缘政治衰退。作为发展中国家中最有实力、最有可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印度，仍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其主要精力集中在为国家利益搭建桥梁。尽管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它们却缺乏推动深远全球改革的地位。

中国作为地球上第二强大的国家，也是美国唯一实际上的竞争对手，即便想要领导世界，也无法做到。它不仅缺乏吸引稳定追随者所需的合法性和“软实力”，还因持续的经济困境，以及政策，而将精力集中在国内挑战上。同时，中国的伙伴俄罗斯，这个正在流失人力和经济资本的国家，也没有任何合理的领导资格。

简言之，随着 2025 年世界日益加剧的 G 0 领导力赤字，和平改革或全球秩序更新的前景并不存在。剩下的只有更大的地缘政治不稳定、混乱和冲突。在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也愿意维持全球和平与繁荣的情况下，经济中断和危险的军事冲突的风险将继续增加。权力真空将扩大，全球治理将陷入停滞，导致流氓行为和人类苦难日益滋生。世界将变得更加分裂，更加危险。

今年的首要风险不是单一事件，而是 G 0 领导力赤字对全球秩序崩塌的累积影响。我们正进入一个与 20 世纪 30 年代和冷战初期相当的独特危险时期。这种地缘政治现实是本年度报告中所有重大风险背后的推动力量。真正灾难性事件的尾部风险每天都在加大。

2 ：特朗普的“统治法则”

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将与第一个截然不同。凭借 2024 年选举的压倒性胜利和团结一致的共和党的坚定支持，特朗普这次走马上任时，比 2017 年更具经验、更为组织化。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久经战斗、忠诚可靠的支持者，这些人对如何操控官僚机构有更深的理解。他的团队比上次更加个人化地忠于当选总统，并在意识形态上高度一致：民粹主义者 JD·万斯将担任副总统，而不是福音派的迈克·彭斯。

特朗普对国会共和党的掌控力日益增强，加上最高法院 6 比 3 的保守派多数以及更有利的媒体环境（例如 Twitter/X 和民粹主义播客的影响力日益扩大），都将帮助他在第二个任期内推进自己的议程。

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认为，他第一任期的议程曾因所谓“深层政府”中的不忠任命官员和政治对手而受阻。因此，加强白宫对联邦政府的掌控并将独立机构政治化，成为特朗普优先事项的重中之重。从他迄今为止的提名来看，他显然意图全力推进这些努力，例如清除联邦官僚机构和行政体系中的职业公务员，并任命忠诚者担任他认为曾参与针对他的政治攻击的重要职位，尤其是在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等内部权力机构中。

为了掌控庞大的联邦支出机制，特朗普将依赖忠诚的任命官员，威胁对国会中不服从的投票者进行报复，并在必要时寻求单方面撤销国会批准的资金。这种行为可能会引发法庭斗争，进一步将权力平衡从立法机构向行政机构倾斜。

“统治法则”的挑战

特朗普认为，所谓的“深层政府”不仅阻碍了他的议程，还因政治原因弹劾和起诉他。经过清洗，这些被他视为对手的机构已被削弱，他正将华盛顿的政治规范推向崩溃的边缘。他对权力机构的掌控将被用来保护自己及其盟友免于追责，同时对政治敌人和批评者进行迫害和威胁。尽管这些清洗和迫害是否成功并不重要，仅靠公开威胁和繁重的调查就足以遏制异见，并质疑美国宪法的基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使得那些长期被认为是中立和公正的法律程序不再被视为如此。

行政权力和法治的独立性被侵蚀，将使美国的政策环境更依赖于华盛顿某位强势领导人的决定，而不是基于既定的、政治上无偏的法律原则。特朗普可能对他视为对手的公司合并采取更严格的监管审查。投资者将不得不仔细解读当选总统的社交媒体账户以及其团队中不断变化的意见领袖，以预测特朗普是否会落实其影响全球经济的监管和关税计划。这种高度个性化的执政方式可能成为 2025 年及以后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

如果特朗普系统性地奖励政治上与他结盟的商业人物，在监管、法律和合同事务等方面给予优待，那么他将推动一种以接近权力而非市场竞争为成功标准的体系。这将加剧全球最大经济体中的裙带资本主义，使企业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培养与特朗普政治机构的交易关系，而非专注于创造经济价值。不愿配合的企业将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市场和企业可能对特朗普的许多具体政策持积极看法，这种转变将为美国的政策制定注入结构性波动，并削弱美国的商业和投资环境，可能损害长期经济效率、生产力和增长。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的破坏性冲动将继续受到他自己缺乏纪律性和对治理缺乏兴趣的限制。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官僚内部斗争延迟了政策实施，并导致政策推出时一片混乱，而他对程序规则的随意处理常常使政策在法庭上受到威胁。尽管当前团队比 2017 年更有经验，但未来四年中低水平的内部混乱仍将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特点。

尽管如此，即使特朗普未能摧毁民主制度，他对美国长期以来价值观的漠视，仍将使 2025 年及以后的岁月成为政治破坏的“开放季”。正如无人修复的破窗暗示对财产损害的漠视并引发更严重的犯罪一样，那些对长期政治规范的小小违反若无人质疑，也将表明民主的防护机制可以被肆意忽略。在特朗普 2016 年首次当选之前，美国的制度环境与今日已大相径庭：他拒绝公开纳税申报表，不愿剥离家族企业，将家庭成员安插在关键职位，并通过社交媒体直接与公众和外国领导人沟通，这些都反映了过去十年中制度规范已然发生的深刻变化。随着未来四年更多规范被公然藐视，更多“窗户”被肆意打破，民主规范、政治制度和法治的侵蚀可能会进一步加速。

尽管美国总统历史上屡见重大腐败丑闻——如水门事件、茶壶山丑闻、伊朗门事件——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标志着自重建时期以来，美国首次经历严重的制度倒退。而这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一旦某一党派打破先例，另一党派往往更容易效仿。自 21 世纪初以来，美国的民主规范、政治制度和法治已逐渐受到侵蚀。从 1987 年罗伯特·博克的提名因意识形态之争而被否决开始的党派司法战争，最终导致对巡回法院提名人选取消了阻挠议事规则，如今又发展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获得终身任命时没有对方党派任何选票的现象。共和党能够取消最高法院提名人的阻挠议事规则，正是因为民主党此前已在下级法院提名中这么做了。这种你来我往的“逐底竞争”式游戏削弱了公众对法治的信任，而信任的重建远比破坏要困难。

3 ：中美关系恶化

2023 年 11 月，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伍德赛德达成的缓和协议暂时遏制了中美紧张关系，但特朗普重新上台将打破这一稳定，导致全球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关系脱轨，加剧经济动荡和危机风险。

这一关系的改变主要因贸易政策驱动。特朗普将在就职后数周内宣布并实施针对中国商品的新关税，意图利用关税作为谈判筹码迫使中国让步。尽管未达到其威胁的 60% 全面关税，某些产品的关税将迅速提高至 50% -60% 甚至更高，到 2025 年底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将翻倍至约 25% 。即便较为温和的方案——如在财政部长提名人斯科特·贝森特的努力下，最高关税仅升至 40% ——也将触碰中国的底线。

尽管进入 2025 年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及上一次贸易战，但中国领导人已准备采取更强硬的回应，并不太可能作出让步。技术政策将是重要的观察领域。中国政府和民众对美国政策的强烈反感，认为其旨在冻结中国技术发展水平并阻碍经济进步。即便是特朗普无法控制的事件，如 1 月 19 日字节跳动被迫剥离 TikTok 的最后期限，也会触动普通中国人民的神经。在出口管制方面，特朗普的安全鹰派将把更多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增加许可难度，将管控扩展至生物技术等新领域，关闭规避漏洞，扩大域外工具的使用，并延续拜登政府时期的先进芯片限制。去年 12 月，中国通过限制关键矿产出口表明，其已准备好对美国的技术封锁进行报复。

对台湾政策虽非立即引发危机的导火索，但会加剧双方关系的恶化。鹰派人士如卢比奥和沃尔茨将推动与台北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并挑战美国在军事干预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寻求为台湾提供更明确的安全保障。尽管特朗普本人可能对台湾问题兴趣不大，但其政府和国会将加速扩大美台防务关系，并放宽对台北在敏感领域的限制。例如，美方可能会为台湾引入更多非对称防御系统，提供军事培训，并放宽对台湾总统赖清德及其团队“过境”美国的限制，但预计不会直接挑战现状。

目前，中国认为其对赖清德的压力战术有效，赖被视为不可挽回的“分裂主义者”。只要赖的人气保持高位、台湾经济表现良好，其不太可能采取激进行动。但任何美台之间的前所未有的举措——尽管可能性不大——都可能引发强烈反应，包括侵犯台湾领空或领海。如果中国认为台北在推进事实上的独立，或华盛顿触及其“红线”——例如美国国防部长访台或美国海军舰艇停靠台湾港口——可能会通过封锁或占领外岛的方式进行军事升级。随着 2028 年台湾选举临近，中国为阻止赖清德连任而加大压力，这些风险将进一步增加，同时也使“和平统一”的叙事更加难以维持。

尽管如此，中美双方今年都不愿主动引发危机，两国领导人都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然而，达成妥协的结构性条件并不存在。中国所能提供的让步——购买农产品和能源、扩大美国企业的市场准入、对美投资以及对乌克兰问题的有限协助——不足以平息特朗普及其政府中的鹰派。同时，与拜登时期的“有序衰退”不同，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外交部长王毅通过 25 个高级别双边渠道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方向，而特朗普政府下管理和沟通机制将严重缺失，使中美关系更加缺乏后盾支持。

今年美中关系有两个不确定因素：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作为特朗普的首席顾问，马斯克在中国的巨大商业利益可能使其成为潜在的调解力量。然而，中国可能怀疑马斯克兑现协议的能力，而他也不太可能在如此复杂的外交问题上测试自己的影响力。

非管理性脱钩的代价将十分沉重。特朗普的关税将冲击中国出口，这是原本疲软经济中唯一的亮点。对美出口占中国 GDP 的 3% ，高关税将威胁中国实现其增长目标的能力。尽管中国将采取更强力的刺激措施以抵消影响，但由于中国更倾向于稳定而非增长，政策支持将继续是渐进和反应性的，国内需求仍将低迷。美国消费者也将因更高价格而付出代价（参见风险#4 ：特朗普经济学）。非管理性脱钩将扰乱全球供应链，迫使贸易流向重组，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全球成本（参见风险#7 ：祸及全球）。随着美国在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域树立国家安全壁垒，可能会波及医疗等新领域的出口和投资限制，全球经济的效率和创新将受到影响。

尽管大多数国家无意卷入新的冷战，但中美关系的破裂将使日本、韩国、墨西哥和欧盟等美国的关键盟友和贸易伙伴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不得不选边站队，对其经济造成显著影响。双边关系恶化将加深双方的怀疑、敌意和不信任，并增加意外升级的风险。尽管双方都不希望发生冲突，但在未来一年避免冲突将需要极其高超的外交技巧。

4 ：特朗普经济学

特朗普即将接手一片强劲的美国经济，但其政策将通过推高通胀和降低增长削弱这一优势。

美国经济在今年初表现强劲，产出超越疫情前的趋势，这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不同。失业率保持在 4% 左右，通胀正在回归美联储 2% 的目标，这为利率从峰值开始下降创造了条件。股市和商业信心也表现出乐观情绪，似乎未来一片光明。

然而，这种乐观即将破灭。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政策议程对美国经济前景构成被低估的风险，其中两项核心竞选承诺尤为有害。

首先，他承诺大幅提高关税（“最伟大的发明”），以纠正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并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他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害的。中国将首当其冲，因为特朗普将对某些商品征收 50% -60% 的关税，并使所有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率翻倍至接近 25% （2025 年底）。尽管这未达到其威胁的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60% 全面关税的水平，中国仍将被迫作出回应——首先提高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然后针对美国对关键矿物和供应链的依赖采取措施。中美关系将因此陷入非管理性脱钩（参见风险#3 ：中美关系）。

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将为进口商品和原材料支付更高的价格，而美元走强也会使美国出口的竞争力下降。

那些与美国有大额双边贸易顺差或被视为帮助中国规避美国关税的贸易伙伴也将成为“关税侠”的目标。此外，那些特朗普认为依赖美国保护或未付出足够对价的国家也难逃其关税威胁。特朗普将利用关税威胁作为迫使贸易伙伴让步的手段，但他也毫不避讳真正实施关税，因为他相信这将显著减少宏观经济失衡并使美国受益。今年，墨西哥、越南、日本、韩国、台湾、加拿大和欧洲都可能面临关税威胁。许多目标国家将为了避免关税而妥协，尽管代价高昂。这将使特朗普获得早期的胜利，并促使他加倍押注其交易型策略；墨西哥就是这样的例子（参见风险#10 ：墨西哥僵局）。

特朗普经济学的第二个关键支柱是当选总统的边境政策。特朗普政府将加强对南部边境移民的打击，例如恢复“留在墨西哥”计划和第 42 条等项目，同时削减人道准入计划，为执法机构提供更多资金以进行大规模驱逐境内无证移民。虽然特朗普承诺的驱逐 1500 万至 2000 万移民不太可能实现（美国非法移民人数可能甚至没有这么多），但在移民政策鹰派人物斯蒂芬·米勒和汤姆·霍曼的推动下，特朗普在 2025 年可能驱逐多达 100 万人，并在其四年任期内驱逐 500 万人（更可能是 300 万至 350 万）。

减少非法移民和大规模驱逐将缩减美国劳动力市场规模，提高工资和消费价格，同时降低经济的生产能力。合法移民也无法填补这一缺口。依赖移民劳动力的行业，如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将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因为劳动力短缺变得更加明显。此外，非法移民也是消费者和纳税人，他们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贡献，以及缴纳的数十亿美元联邦、州和地方税收，也将因打击行动而消失，从而削弱需求增长并扩大联邦财政赤字。

综合来看，特朗普的贸易和移民政策将拖累美国经济增长并推动通胀。其他政策如放松管制和减税，虽能促进增长，但无法弥补关税和驱逐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放松管制方面，金融业、大型科技公司、加密行业和化石燃料生产商将从特朗普更宽松的监管政策中受益。然而，这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美国经济本已是发达国家中监管最宽松的，而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收割了大部分“低垂果实”。例如，国内能源产量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较低的油价将抑制今年的新增产量。油气和基础设施项目审批改革可能释放一波新的投资浪潮，但这将在未来几年逐步显现，而非 2025 年内。

在减税方面，共和党将推动永久延长特朗普 2017 年的企业和富人减税政策，这些政策原本将于 2025 年底到期，这将在十年内额外增加 4.5 万亿美元的财政成本。然而，在财政赤字已占 GDP 6.5% 的背景下，且众议院共和党仅有微弱多数，特朗普不太可能在不削减开支的情况下进一步减税。即使由埃隆·马斯克和维韦克·拉马斯瓦米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能在联邦预算中取得一定的成本节约和效率提升，削减开支的空间仍十分有限。然而，赤字和债务占 GDP 比例在特朗普任期内将进一步膨胀，推高国债收益率和长期借贷成本，这些水平已在和平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开始于与第一次完全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企业估值相对于收益的比率比 2017 年高得多；财政赤字结构性增加，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自疫情以来飙升；通胀仍略高于目标，利率也处于高位。与 2017 年相比，经济下行风险显著增加。

此外，特朗普 2.0 并非特朗普 1.0 。当选总统不仅拥有统一的政府和对共和党的牢固控制，还组建了比上一次更忠诚、意识形态更统一的团队。这次的团队将进入政府，准备执行而非阻碍特朗普的议程。

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干扰的规模将与特朗普的竞选言辞完全一致。关税的实施可能低于预期，尤其是在贸易伙伴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时；某些威胁很可能一直只是虚张声势。后勤和政治障碍将限制大规模驱逐的规模。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顾问如马斯克以及财政部长提名人斯科特·贝森特的游说可能说服特朗普缓和其最具破坏性的政策。此外，如果中期选举前出现糟糕的通胀数据或市场抛售，也可能迫使他软化立场。

然而，特朗普将比企业和投资者预期更广泛地兑现其核心竞选承诺，并对美国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而这还不是全部。特朗普个人化的治理风格所带来的政策的不确定性（参见风险#2 ：特朗普的规则），本身就会增加经济政策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对贸易、投资和增长在 2025 年及未来构成拖累。从长远来看，这将危及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以及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可预测性和表现。

5 ：俄罗斯的野心

俄罗斯仍然是全球领先的国家，而随着伊朗失去投射力量的能力（参见风险#6 ：陷入困境的伊朗），这一地位变得更加明显。今年，尽管俄乌之间可能达成停火协议，莫斯科仍将采取更多破坏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秩序的政策。俄罗斯将对欧盟国家，特别是那些前线国家采取敌对、不对称的行动，因为这些国家继续支持反俄政策。

今年年初，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将在未来的谈判中寻求增加筹码，因此更愿意冒险。这意味着双方将在对方领土上发动更为激烈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前线展开激烈战斗，并通过暗杀对方的精英人士加剧冲突。这种局势将具有升级性。

在这一背景下，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可能在 2025 年晚些时候实现他长期追求的停火协议。他希望战争停止，无论欧盟是否努力承担更多战争成本。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也需要结束战斗，因为乌克兰在战争中逐渐处于劣势。特朗普推动停火的压力将缓解这一不受欢迎决定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因为泽连斯基可以声称这是美国总统强迫他接受的。而与此同时，普京的军队在战场上继续推进，这使得说服他接受停火更加困难。但在经历 60 万伤亡和三年的制裁后，俄罗斯也面临迫在眉睫的人力和经济问题，普京可能同意停火，部分原因是为了维系与特朗普的关系。

停火条款将冻结双方部队在现有位置，实际上使俄罗斯控制所占领的领土，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次重大让步。协议可能会模糊处理乌克兰与北约的关系问题，使双方都能宣称胜利，但实际情况很清楚：乌克兰的北约成员资格只能是遥远的未来，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实现。

尽管战斗可能停止，但和平协议仍不大可能达成。俄罗斯仍希望更换乌克兰政权并正式获得乌克兰割让的领土，而乌克兰则计划等待时机以期未来收复失地。双方将在停火期间重新武装，控制线沿线的零星战斗可能继续。这个脆弱的停火或许能持续到今年结束，但难以更长久。

停火还可能削弱战后欧洲安全架构，使欧洲大陆更容易受到俄罗斯新一轮攻击——不仅针对乌克兰，也可能波及其他地区。北欧、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将俄罗斯视为生存威胁，倾尽所有资源在停火期间支持乌克兰的军事建设。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可能会追随这些更为鹰派的欧洲国家的脚步，一边支持协议，一边试图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加强乌克兰和欧盟的防御能力。所有欧盟成员国以及英国可能都会暂缓考虑解除制裁，符合可能的美国立场，将取消限制性措施与和平谈判的进展挂钩。此外，冻结俄罗斯资产的措施也将继续，因为停火协议不会涉及赔偿问题。

特朗普对北约的交易型态度也与俄罗斯的野心息息相关，这将削弱联盟并鼓励普京采取更多行动。虽然特朗普不会试图退出北约，但第 5 条安全保障的可信度将取决于各国是否符合特朗普提出的要求，例如增加国防开支或减少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特朗普将保留欧洲的关键军事资产，但会减少美国军队的轮换部署，尤其是昂贵的东欧地区部署——这将使前线国家更为暴露。

停战后，俄罗斯相对于乌克兰和北约的地位会有所增强，因为它至少实现了一部分领土目标。然而，欧盟国家与俄罗斯仍将继续推行敌对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双方都清楚和平协议难以达成，停火协议脆弱且可能随时破裂。

6 ：陷入困境的伊朗

中东在 2025 年将继续是一个不稳定的环境，原因主要在于伊朗的力量陷入数十年来的最低谷。

自 10 月 7 日袭击事件以来，伊朗的地缘政治地位接连遭受重创。首先，其代理组织哈马斯在以色列对加沙的持续攻势中被击败。接着，其代理网络的核心组织真主党在失去全部领导层及数千名战斗人员后，最终在去年 11 月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并撤出南黎巴嫩。几周后，伊朗的盟友巴沙尔·阿萨德突然被驱逐出叙利亚政权。这一系列连击基本摧毁了“抵抗轴心”。尽管伊朗仍部分掌控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和也门的胡塞武装，但其依赖代理人来威慑以色列和投射地区力量的战略已接近尾声。

伊朗仍保有强大的导弹和无人机武器库，但这些武器对千里之外、拥有压倒性军事与技术优势并得到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作用有限。伊朗的核计划使其成为一个“核门槛国家”，能够在大约六个月内迅速制造出核武器，但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将核弹头小型化以安装在导弹上。然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举动都可能被迅速侦测，并招致美国和以色列的预防性打击。简而言之，伊朗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

相对而言，以色列则处于有利地位。过去一年军事上的成功让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信心大增，他将伊朗当前的虚弱视为一代人难遇的机会，可以对这个宿敌发起致命打击。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在本地区的盟友，也可以通过削弱伊朗的常规军事能力或其石油生产和出口设施来直接针对伊朗本身。此外，内塔尼亚胡也可能通过成功的军事行动巩固其国内的政治地位。今年，以色列预计将通过非对称手段对伊朗展开更多秘密行动，包括暗杀核科学家和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领导人、破坏关键基础设施、间谍活动、网络攻击等。去年以色列的行动证明，它可以随时单方面升级秘密战争和导弹冲突，而伊朗的报复能力极为有限。

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并可能推动伊朗政权更迭对特朗普及其团队中的反伊朗鹰派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总统当选人很可能在未来四年内采取这一行动，除非出现外交上的突破（这一可能性微乎其微）。

然而，这很可能不会发生在 2025 年。轰炸伊朗实际上等同于向伊斯兰共和国宣战。而尽管特朗普以“强硬手段”著称，他一再表示反对让美国卷入新的战争。特朗普将不愿在其重返白宫的第一年冒险发动一场可能持续多日的战争，这场战争将涉及打击伊朗的防空系统、通信设施以及加固的核设施——尤其是在这可能威胁到他的经济议程的情况下。

这是因为伊朗报复的主要方式之一将是针对波斯湾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完全可以覆盖这些设施，而它们比以色列的目标更加脆弱。对沙特和阿联酋石油设施的袭击可能推高原油价格，而若伊朗试图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其最极端的报复选项——油价可能飙升至每桶 100 美元以上。这种局面既不是特朗普想看到的，也不符合他在海湾地区盟友的利益。

除非伊朗率先冲刺制造核武器——这不太可能，因为改革派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和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缓解其经济困境——特朗普不会立即选择与伊朗开战。相反，他的政府可能会恢复“极限施压”政策，通过加强制裁、强化执法、以及加大外交压力，试图迫使德黑兰作出让步。即便特朗普避免制裁购买伊朗原油的中国炼油厂——这一举措将标志着对中国的前所未有的升级——他仍可通过制裁运送非法石油的“暗黑船队”将伊朗的原油出口从每日 150 万桶减少到不到 100 万桶。

伊朗将在极度脆弱的情况下尝试接触谈判，但其政权不太可能接受特朗普要求的对核计划的深度削减和限制。与此同时，以色列将选择等待特朗普支持共同打击伊朗的核计划，而不是单独采取行动。毕竟，特朗普的任期有四年，这为内塔尼亚胡争取特朗普支持提供了时间，特别是在外交突破看似无望的情况下。此外，尽管以色列实力强大，但并非无懈可击，而伊朗依然拥有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以及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这些都可能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内塔尼亚胡还希望推动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正常化，因此他需要确保获得美国和阿拉伯世界（尤其是目前态度暧昧的利雅得）的支持，才能放心地对伊朗核计划展开行动。

尽管如此，今年仍存在广泛的失控升级风险。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冒险过头，而特朗普由于对以色列的极大支持，也不太可能对其进行约束。任何激进举动都可能越过德黑兰模糊的红线，引发伊朗的回应。今年，这场影子战争可能进一步公开化。伊朗这头“受伤的狮子”依然拥有巨大的导弹和无人机武器库，可能被挑衅到再次与以色列直接交火。尽管与去年的冲突类似，外交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升级，但任何导致大量以色列或美国人员伤亡的事故或误判，可能引发危险的升级螺旋，并对石油供应和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

如果伊朗政权面临内部威胁，其领导人，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高层，可能会试图扩大冲突以分散注意力。在失去太多的情况下，且难以重建其代理人的能力时，他们或许会最终决定制造核武器，作为恢复威慑的唯一手段。如果与美国和西方的外交最终失败，这种可能性将增加。即使德黑兰真心想达成一项广泛协议，特朗普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虚张声势——或在鹰派顾问和内塔尼亚胡的影响下如此判断——并在伊朗核武器成型之前对其核计划进行轰炸。

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下，且没有明确的主导者，与伊朗的冲突已成为中东地区最显著的风险。

7 ：全球经济危机

2025 年，全球市场正寄希望于全球经济扩张的加速，但他们很快将面临一场清醒的打击。全球两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正准备将经济不稳定输出到全球其他地区，阻碍全球复苏并加速地缘经济分裂。

中国正经历数十年来最疲软的经济表现。日益加深的房地产危机、不断增加的债务以及信心崩塌暴露了中国增长模式的局限性。面对这一困境，中国模式加大力度依赖中国最熟悉的领域：出口。中国的工厂正生产远超国内市场需求的汽车、太阳能面板和电子产品，导致产能过剩问题，而中国试图将这些过剩产品倾销到海外。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已超过 1 万亿美元，并继续扩大。

与此同时，特朗普计划通过关税政策修正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这无疑是火上浇油（参见风险#4 ：特朗普经济学）。虽然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有时能成功迫使贸易伙伴让步，但对中国的关税将触发报复。此外，特朗普的政策将强化美元并维持较高的美国利率，加剧全球经济在最不具备承受能力的情况下面临的压力。

这一组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灾难。在中国大量补贴商品的涌入和特朗普关税威胁美国市场出口的双重压力下，这些国家将陷入困境。中国的产能过剩集中在许多国家正在试图建设的战略行业中。例如，中国的电动车制造商凭借国家补贴，将其汽车价格压低至欧洲制造商的 20% -30% ，这一差距已引发欧盟调查并随后实施关税。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廉价的中国太阳能面板、电池、半导体、钢铁和铝产品上，这些商品正涌入加拿大、巴西和印尼等市场。

这些国家将不得不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要么允许中国进口产品压垮本地生产商，要么设立贸易壁垒，这将抬高消费者价格、放缓经济增长，并可能引发中国的报复性措施。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分裂，并威胁到经济复苏的步伐。

与中美两国联系密切的国家，如墨西哥、越南和欧盟，将面临最大的风险。当墨西哥在特朗普的关税威胁下同意协助阻止中国规避美国关税时（参见风险#10 ：墨西哥僵局），中国可能会以针对墨西哥制造业出口作为报复。每一次关税上调和相应的报复都会推高消费者价格，拖累经济增长，并破坏几十年来建立的供应链。即便是中断的威胁，也将迫使企业建立冗余设施并维持更高的库存，从而增加成本。美国和中国同时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将加速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分裂，加深政策的不确定性，并削弱全球投资、贸易和增长。

更糟糕的是，强势美元和美国较高的利率将限制各国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缓解这些冲击的能力。随着进口成本上升和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出，许多央行将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加息以捍卫本币，牺牲经济增长；要么降息以支持增长，却加剧通胀。那些以美元借债的国家将面临更高的债务服务成本和更重的债务负担，迫使它们的央行维持高于本国经济条件所需的利率。这将加剧政府与央行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如我们已经在巴西、南非和印尼看到的那样。

从中东到巴西和印尼的商品出口国将面临额外的挑战，因为中国需求疲软将拉低今年的商品价格。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在商品繁荣时期增加了开支，现在面临双重压力：收入下降的同时借贷成本上升。

时机尤为糟糕。全球增长乏力，通胀顽固，而债务水平已达到历史高位。大多数新兴市场从未完全从新冠疫情时期的财政刺激中恢复过来。即使是发达经济体，如日本和意大利，也正因令人担忧的债务负担而苦苦挣扎。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在最近选举中承诺改善经济前景的政府将面临严峻的现实考验。他们的蜜月期会非常短暂，因为全球经济压力将迅速转化为政治压力。许多新兴和边缘经济体将不得不在增税、削减开支或接受更低增长之间作出抉择。

然而，这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即使在七国集团（G7）中，法国政府因预算争议而倒台，加拿大财政部长因面对与美国日益加剧的贸易紧张局势而在财政争端中辞职。尽管很少有国家面临主权违约的迫切风险，但政府稳定性的裂痕将削弱投资者信心。最大的金融风险或许就隐藏在显而易见的地方。

巴西提供了一个早期警示。最近该国的市场动荡——因对政府财政方案的失望而引发——显示了在更高利率、强势美元和全球需求前景疲软的外部压力下，国内挑战如何迅速升级。即便是基本面较强的国家，也将在 2025 年发现其政策选择受到限制。

当然，也会有赢家。一些领导人可能成功与特朗普达成协议，获得市场准入或避免破坏性的关税。随着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印度和南亚/东南亚的制造业中心可能会吸引更多投资（尽管由一位强烈反特朗普领导人领导的孟加拉可能会因惩罚性关税而被削弱这些收益）。越南可能在电子产品市场中获得份额，尽管面临特朗普的威胁。墨西哥若配合美国的要求，可能从近岸外包趋势中获益。较低的油价将有利于像印度这样的石油进口大国。

然而，总体影响将是负面的，因为日益增加的壁垒正在分裂全球经济，逆转了几十年来通过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和帮助数十亿人脱贫而实现的一体化成果。全球经济即将学到一个痛苦的教训：当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转向内顾时，所有其他国家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8 ：AI，走向无限和无限制

2025 年，人工智能的能力将继续增长，新模型将具备自主行动、自我复制的能力，并进一步模糊人机界限。然而，由于大多数政府选择轻监管模式，而国际合作停滞不前，未受约束的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和附带损害将不断增加。

在去年的风险#4 ：失控的人工智能中，我们警告称，由于政治因素、惰性、叛离以及技术变化的速度，全球建立人工智能防护措施的努力将显得不足。2024 年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人工智能治理举措，包括欧盟、欧洲委员会和联合国的相关行动。但如果缺乏政府和科技公司的强有力且持续的支持，这些举措将无法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

不到两年前，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曾呼吁暂停人工智能开发六个月，世界领导人也曾聚集在英国，共同应对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然而，到了今天，大多数政府出于对经济利益的担忧，对人工智能的监管表现出犹豫，而一些曾经对人工智能风险发出警告的科技公司高管现在却在公开场合淡化这些风险。不仅如此，政府和企业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训练新模型，而不是加强现有的防护措施。

2025 年，原本有限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将进一步被削弱。在华盛顿，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承诺废除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行政命令，这一命令是与大型科技公司密切合作制定的，其废除将威胁到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测试程序，以及问责和透明度的相关措施。特朗普政府计划重用硅谷资深人士，如大卫·萨克斯、彼得·蒂尔和马克·安德森，他们认为人工智能防护措施是“觉醒”（woke）、繁琐且阻碍美国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的不利因素。即使是埃隆·马斯克，尽管他对人工智能的存在性风险表达过担忧，也将更多关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削弱监管，而非推动人工智能的监管；与此同时，他的公司 xAI 正运营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计算集群之一。

立法举措同样面临阻力。最重要的例子是加利福尼亚州的 SB-1047 法案，该法案要求对训练成本超过 1 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模型在发布前进行风险评估等安全措施，但却被州民主党州长否决（尽管该法案可能在今年卷土重来）。虽然其他州正在实施混乱的人工智能监管法规，但没有任何一个州的影响力或能力能够与加利福尼亚法案解决极端或存在性风险的潜力相匹敌。尽管国会对人工智能表现出两党兴趣，但全面的联邦人工智能立法仍然不太可能实现。

当美国监管陷入僵局时，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却在实践中创造了新的事实。现在，任何拥有基本技术技能的人都可以在个人设备上下载并运行复杂的大型语言模型（LLM）。许多这些开源模型缺乏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可以被用于非法目的。它们还可以通过点对点分发并完全私密地运行，使得几乎无法进行控制或遏制。而且目前似乎很少有人愿意尝试去遏制。

即便是拥有世界上最全面人工智能法律的欧洲联盟，也显示出对监管的疲惫和买方悔意。欧洲政策制定者现在越来越关注确保人工智能主权，淡化了关于存在性风险的叙述，认为这会分散对更紧迫问题的关注，例如可持续性、劳动力市场的破坏以及知识产权保护。英国发起的“人工智能安全峰会”的最新版本将于 2 月在巴黎举行，但已被更名为“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并扩展了以增长为导向的任务。

随着 G 0 领导力真空（参见风险#1 ：G 0 的胜利）的加深，全球合作状态的恶化加剧了这些风险。特朗普政府将解散与盟友协调人工智能政策的关键渠道，例如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并退出七国集团内的人工智能合作——尽管全球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机构之间的技术合作可能会继续。与此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优先考虑获取人工智能技术，而非减轻其风险。

最大的危险在于中美关系的迅速恶化。随着华盛顿和中国陷入更深的非管理性脱钩，在拜登政府时期启动的人工智能安全对话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尽管两国都希望防止灾难性后果和危险能力的扩散，但进展依然极其缓慢——仅仅在同意将人工智能排除在核武器决策之外这一问题上就耗费了一年多时间。双方在先进技术问题上的日益不信任将使在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上达成实质性协议变得不太可能。

因此， 2025 年争相开发前沿模型并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步伐将加快，对电力、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需求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除了对能源使用和碳排放的影响，人工智能的颠覆性潜力将显著增加。新模型将能够在最少人类监督的情况下自主追求目标。这些“智能代理”可以独立采取行动、与现实世界系统交互，并即时适应意外情况。

这种日益复杂的能力带来了非凡的机遇，但也为 2025 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它们将使用户以更高效的方式操纵市场和传播虚假信息。在前沿领域，最先进的模型将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人类控制的抵抗迹象。随着人工智能能力在更少监管下进一步快速推进，发生灾难性事故或不可控人工智能“突破”的风险将不断增加。

随着人工智能能力在几乎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快速推进，发生灾难性事故或不可控人工智能“突破”的风险将不断增加。这种风险因人工智能系统逐渐被整合到关键基础设施中而进一步放大，从生死攸关的医疗决策到数万亿美元的金融系统，任何事故的后果都可能极其严重。一款优化供应链的人工智能可能无意中扰乱全球物流，导致关键商品短缺。多个人工智能交易代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引发市场失灵。高级模型甚至可能学会操纵人类操作员以服务于流氓行为者，而人工智能在武器系统中的日益整合则将世界推向自主化战争的边缘。

2025 年将标志着又一年在缺乏足够安全措施和治理框架约束下的技术发展。由于构建更强大人工智能的激励机制，真正意义上的约束措施可能只有在开发者遇到数据、算力、能源或资金的硬性限制时才会出现。在此之前，技术能力和相关风险将继续不受约束地增长。

9 ：无主之地

治理空白的风险源于日益加深的 G 0 局势（参见风险#1 ：G 0 的胜利），其中全球最强大的行为者——尤其是政治分裂且功能失调的美国——正在放弃全球领导责任。这种真空加剧了地缘政治冲突、破坏和不稳定；削弱了全球治理和多边合作在公共利益领域的作用；同时助长了流氓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气焰。它还使全球范围内许多地区、空间甚至超出地球范围的地方成为治理薄弱甚至被遗忘的区域。关键的全球公共领域如外太空、海床，甚至空域正在随着冲突区域的扩大而缩小——这一趋势由 2024 年 12 月俄罗斯击落一架阿塞拜疆飞机的事件凸显。导弹袭击现已成为航空死亡的主要原因，迫使商业航空公司绕过越来越多的争议领空。

当前没有国际力量既愿意又能够为这些地方带来稳定或帮助受 G 0 影响的受害者。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和收缩本能将使这些地方的境况更加恶化，而民间社会或其他行为者的努力无法填补这一空白。没有人会对这些空间内发生的事情负责，包括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于最脆弱群体而言，人类的代价尤为惨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称，目前全球每六个儿童中就有一人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这一比例自 1990 年代以来翻了一倍。

中东的冲突已经留下五个无人治理的空间——加沙、西岸、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在加沙，犯罪团伙、家族组织、幸存的哈马斯成员以及以色列军队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统治被摧毁的巴勒斯坦人口。海湾国家在治理、安全或重建方面不愿介入，以沙特为首的国家表示，只有以色列军队撤出并出现明确的“战后”计划，他们才可能参与。尽管阿联酋表现出对近期参与加沙事务更大的兴趣，但这可能仅限于部署私人承包商，而这些承包商在战后环境中的表现往往参差不齐。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目前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合法性来治理加沙，更不用说制定一个在 17 年后返回这一地区的可信计划。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将避免直接介入这一危险的安全环境。以色列军队将事实上占领该地区，而加沙地带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将继续加剧。

被加沙问题媒体报道所掩盖，约旦河西岸的安全环境将进一步恶化。由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IJ）等恐怖组织支持但独立运作的武装分子已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杰宁、图尔卡姆、纳布卢斯和图巴斯扎根，将这些城市变成以色列军队突袭的热点地区。自 10 月 7 日以来，以色列军队的战术有时类似于在加沙使用的方式，包括对建筑物的空袭以及对无人机的日益依赖。这些行动的频率和规模增加，加剧了西岸巴勒斯坦人本已压抑的生活条件。同时，极端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依旧存在。以色列将继续批准新的定居点建设，而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希望正式吞并约旦河西岸，并期待特朗普政府承认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主权。

黎巴嫩将在今年摆脱战争，因为去年 11 月以色列与真主党达成的停火协议可能会继续生效，尤其是在伊朗经叙利亚的补给路线被切断后。根据美国斡旋的协议，真主党将撤回到利塔尼河以北，而以色列军队将撤离南黎巴嫩。同时，黎巴嫩军队将增加部署以支持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IFIL），这一多国部队已负责监测黎以边界数十年。然而，由于派系僵局、疲弱的经济以及政府无法稳定提供社会服务，黎巴嫩将继续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它仍将无法阻止以色列对其领土的袭击，也无法控制真主党及其他不受国家权威管辖的武装分子。

在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突然垮台将引发强烈的权力真空风险。多个叛军组织，其中一些持极端伊斯兰圣战主义思想，在阿萨德的倒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将在旧政权废墟中争夺权力。逊尼派武装组织“解放沙姆阵线”（HTS）目前控制着大马士革，试图建立一个包容性政府并巩固对全国的控制。如果该组织能够让其他派系保持一致，并获得国际承认和援助，叙利亚可能实现稳定，数百万难民可能返回家园。但如果 HTS 失败，且各派系无法达成合作，叙利亚将再次陷入无政府状态，引发新的难民潮。如果特朗普政府撤回对其库尔德盟友的支持，随之而来的真空可能促使“伊斯兰国”（IS）在该国内部卷土重来。

也门可能面临永久分裂。尽管一年多的美以空袭和经济压力，胡塞武装仍控制人口稠密的北部地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将使数百万也门人面临疾病与饥饿威胁。

利比亚在卡扎菲倒台十多年后依然分裂，无政府状态持续。石油收入虽提供希望，但生产不稳定且争夺资源导致反复冲突，阻碍国家对话和政治和解。

在乌克兰，俄罗斯占领顿涅茨克等四地区，约 350 万居民受到治理薄弱影响。可能达成停火协议，但条款或将这些领土事实割让给俄罗斯。西方对这些地区的关注预计将迅速减弱。

萨赫勒地区的动荡加剧。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转向与俄罗斯合作，获得象征性援助。频繁的政变和恐怖主义活动使局势复杂，美国与法国的撤出可能进一步削弱稳定。

非洲其他地区仍受内战影响。提格雷战争后，埃塞俄比亚的恢复步履维艰，大量医疗设施损毁，平民缺乏基本服务，流离失所者不愿返回家园。苏丹内战自 2023 年爆发以来，已造成 15 万人死亡， 300 万人逃往邻国，公共卫生威胁恶化，达尔富尔部分地区进入饥荒状态。刚果民主共和国持续因矿产争夺和武装叛乱陷入困境，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频发。

在缅甸，军事政变后 300 万平民流离失所，罗兴亚族遭系统性迫害，民族紧张局势升级，军政府暴行持续。在海地，政治危机与帮派暴力交织，局势持续恶化。

尽管这些地区目前对地缘政治或市场风险的直接影响有限，但其薄弱的治理和有罪不罚现象为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及毒品网络提供了温床，最终威胁全球稳定。

10 ：墨西哥僵局

墨西哥总统克劳迪娅·谢恩鲍姆及其所在的莫雷纳党在去年的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她现在拥有广泛的授权，行政权力几乎没有制约。然而，谢恩鲍姆将在今年面临与美国关系的巨大挑战，同时还需应对国内持续的宪法改革和财政压力。她的外交和治理能力将受到迅速考验。

2025 年，美墨关系将变得更加紧张。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经威胁，如果墨西哥不能遏制移民和芬太尼流入美国，他将对所有墨西哥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此外，特朗普还威胁对所有从墨西哥进口的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原因是这些汽车中含有大量的中国零部件。

对此，墨西哥总统谢恩鲍姆采取务实应对策略，强化墨西哥在打击贩毒集团和控制移民流动方面的立场，展示近期成果并承诺进一步行动。同时，在应对中国议题上，墨西哥官员准备做出重大让步，以避免高额关税。然而，这些妥协措施可能低估了当前挑战的严峻性。

相比特朗普第一任期，两国关系如今面临更大阻力。当前，美国对墨西哥的鹰派立场更加统一且强硬，特朗普的政策不再受到温和派内阁制约。同时，从芬太尼、移民到贸易争端，双边矛盾显著增加，使得谈判复杂性远超以往。特朗普的高额要求与墨西哥需要作出的让步，可能超出墨西哥政府预期，而国内莫雷纳党权力的巩固，亦削弱了谢恩鲍姆以国内政治限制为由的抗争空间。

特朗普计划优先要求墨西哥打击“过境”投资，遏制中国企业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市场以规避关税。对此，谢恩鲍姆将积极回应，为特朗普提供早期胜利。但美国还将施压墨西哥在汽车行业等领域实施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并可能要求墨西哥采取与美国对华关税类似的措施。这将加剧墨西哥经济压力，推高通胀。

在边境问题上，特朗普预计采取更严厉措施打击非法移民，同时要求墨西哥遏制毒品和移民流入美国，并可能要求墨西哥接收第三国公民。谢恩鲍姆虽力争让美国直接遣返移民至原籍国，但为避免关税最终或将妥协。此外，若特朗普推行对汇款征税政策，将对墨西哥经济造成沉重打击，而其通过军事手段打击贩毒集团的计划更可能引发主权争议，加剧紧张局势。

美墨加协定（USMCA）的挑战

USMCA 的审查或于 2025 年启动，过程复杂且漫长。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比其首任期更加不透明，长期鹰派人物彼得·纳瓦罗将担任高级职位，进一步模糊政策责任。此外，加拿大可能在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耶夫上任后寻求与美国单独谈判，虽成功可能性较低，但将拖慢谈判进程，令墨西哥的立场更加复杂。尽管 USMCA 可能存续，但谈判预计更加对抗且充满挑战。

谢恩鲍姆与特朗普的个人关系或具功能性，但难以建立亲密联系。相比其前任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MLO）作为民粹主义者与特朗普的共同点，谢恩鲍姆作为现代进步主义者和技术官僚，与特朗普的“契合度”较低。

这种差异，加之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将影响美墨关系，并对墨西哥经济造成抑制作用。AMLO 推动的宪法改革，包括 2025 年起联邦法官直接选举，将削弱司法的独立性，减少对执政党的制衡，侵蚀投资者信心。此外，谢恩鲍姆计划进一步推动对自主机构领导层的直接选举，可能加剧政策不稳定性。尽管她任命了一支专业型内阁，并分权至技术官僚，降低政策风险，但莫雷纳党的过度自信或导致决策失误，制度性的制衡削弱将进一步放大风险。

墨西哥经济面临短期低增长和高财政赤字（占 GDP 6% ）。谢恩鲍姆需要推动政治敏感的财政整顿，同时维持社会支出优先事项，若未能平衡，将难辞其咎。

墨西哥拥有年轻的人口结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全球供应链近岸外包的机会，具备长期成功的条件。然而，要释放这些潜力，谢恩鲍姆必须在任期第一年内克服强大的政策和经济阻力，确保政治与经济的稳定。